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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战在铁道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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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5 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战.jpg
【上篇 抗战第一枪】
永不磨灭的“江桥第一枪”
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江桥抗战纪念馆前,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的雕像迎着朝阳熠熠生辉。他骑着战马,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黑龙江省在江桥抗战遗址举行献花活动,纪念中国军民“大规模、有组织、主动抗战”的“第一枪”,重温抗战精神,汇聚民族振兴力量。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战”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南、泰来县以北的嫩江两岸,有两座因桥而得名的小镇,一个叫做江桥,另一个叫做五桥。
  “在嫩江边上的洮昂铁路上,当年一共有5座桥梁,当地也因此而得名。”黑龙江省江桥抗战纪念馆馆长刘国忠说。
  包长江是土生土长的江桥镇人,如今已年近花甲的他依然记得老一辈人向他讲述过的关于江桥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吉林相继沦陷,我的爷爷奶奶回忆说,在军政要员们纷纷仓皇逃走的时候,被称为‘马小个子’的马占山却在这个时候接掌了黑龙江省,并积极地准备战斗,在当时很多人是没有信心和日本人较量的。”包长江说。
  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了消极政策,致使日军在轻易攻陷辽、吉两省后,开始进犯黑龙江省,欲吞并东北全境。1931年10月,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决心组织抵御。
  嫩江是守护当时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的天堑,日军要进犯黑龙江,必须要跨过嫩江,而在当时,江面并没有完全结冰,嫩江上的铁路桥就成为争夺的对象。为了防止敌军通过大桥,马占山让驻军烧毁嫩江桥桥面并毁坏5座桥梁中的3个。日军阴谋破产后,向江桥调兵遣将,并以修复江桥为借口,多次发动挑衅。
  “听老人们说,从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胜算,但中国军队依然做了积极的准备,这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战。”包长江说。
“点燃中国人民不屈抗争火种的第一战”
  一列火车从平齐铁路嫩江大桥上驶过,车轮撞击轨缝发出的声响在宁静的嫩江边上回荡,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曾经被炮火击扬起的黑土和被血水染红过的嫩江。
  1931年11月4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4000多敌寇,向嫩江桥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江桥战役正式打响。
  “中国军队迎着日军来袭的方向设置了3条防线,这是中国军队有组织、具规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场战役。”黑龙江省江桥抗战研究会秘书长孙文政这样评价这场战役。
  中国军队在嫩江桥及其附近的大兴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场殊死拼杀,马占山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亲临前线指挥。将士们同仇敌忾,在装备落后、没有防空和反坦克武器等不利情况下,击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日军嫩江支队一部遭到围歼。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千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受到的重挫,中国军队也付出沉重代价。
  “那时候就觉得要亡国,大家都没主心骨了。没想到‘马小个子’站了出来,他率领军队在这里和日本人进行了惨烈的战斗,还几次击退了日本人的进攻,一下子就唤醒了中国人的抗争意识。”包长江说。
  1931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军再次集结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面对数万敌兵,中国军队仅有几千人,在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坚持抵抗了两天,最终无奈撤退。
  鏖战半个月的江桥抗战,终以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告终。但江桥抗战的烽火,却带给国人莫大的鼓舞,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被打破,点燃了中国人民不屈抗争的火种。
  “江桥作证,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年轻的礼兵身着笔挺的军装,在二十二级台阶上踏出整齐的声响,他们将花篮摆放在江桥抗战纪念碑前,向曾经为脚下这片土地毁家纾难、舍身救国的先辈们敬一个庄严的军礼。
  责任、担当……这是在纪念活动现场激扬最多的词汇。
  东北石油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学生刘罡与十多位同学,自发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大庆来到活动的现场。他说,落后就要挨打,重温江桥抗战,让大家感受到了青年一代在国家兴亡中的责任和担当。
  武警齐齐哈尔支队战士范鑫鹏是这场纪念活动的礼兵。他说,不忘老一辈军人的爱国信念,才能更好地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站在嫩江南岸,向江桥抗战的发生地望去,可以看到这样三个桥桩:一个是马占山将军主动防御日军时炸掉木桥留下的桥桩,一个是日本侵略者强行修筑的水泥桥桩,还有一个是新世纪修筑的平齐铁路跨嫩江双线铁路大桥的崭新桥桩。时间在它们身上刻下了深浅不一的斑驳,桥桩一字排开,默默地守候着嫩江水潮起潮落……
  又一列火车从江桥上驶过,将江桥畔日军留下的炮楼快速甩在身后,奔驰着驶向远方。江桥作证,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从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这片土地曾经遭受过的屈辱,他们将铭记历史,为这片土地的振兴汇聚力量。
寻访江桥抗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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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喜欢寻幽访古的人来说,到了黑龙江松嫩平原,有一个地方不能不去,那就是位于齐齐哈尔市区以南80公里的江桥抗战遗址。
说起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人人皆知,可说起嫩江上的江桥,恐怕知道的人很少,至少在我身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没几个人知道。可一旦翻开中国抗战史,第一页保准是它,因为它是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地方,也是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地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辽宁、吉林,进逼黑龙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指责声中,远在天津的张学良不得不有所表示:任命瑷珲驻军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迅即南下,阻击日军。
当时,黑龙江的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这个省会城市,必须走平(四平)齐(齐齐哈尔)铁路,向北推进。这样,横跨在嫩江上的那座铁路桥就成了决定双方命运之地。
马占山将部队按纵深布守在齐齐哈尔、昂昂溪、泰来一带,死守嫩江大桥。11月4日,日军以投降的满铁守备队向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部击退。11月6日,日军又以主力第2师团投入作战。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双方形成拉锯战。其后,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江桥岌岌可危。
11月的松嫩平原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日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马占山的部队为临时拼凑,仓促上阵。从兵力看,日军投入精锐部队三万人,马占山部只有3个旅,人数不到日军一半,马占山在抵抗期间虽一再求救,但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质性援助。在敌强我弱、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江桥最终失守,马占山节节撤退,省城齐齐哈尔随即失陷。
抵抗期间,马占山通电全国,表达前线将士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寸尺之地,沦于异族,惟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马占山的举动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国内报纸都以大字标题进行报道,教育家陶行知赋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各地群众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支援黑龙江抗战。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组织“援马抗日团”。在江桥抗战纪念馆,我看到一个“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广告,上面标明:“每箱提慰劳金国币十元”,落款为上海福昌烟草公司。
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先后退到海伦、黑河一带,组织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后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率一部分人退入苏联境内,其余大部加入东北抗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周旋于白山黑水之间。马占山辗转回国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后,他利用在东北军中的关系,积极参与斡旋。解放战争后期,他联系邓宝珊,做傅作义的工作,推动北平和平解放。1950年6月,毛泽东让秘书给寓居北京的马占山打电话,邀请他出席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由于疾病缠身,马占山未能如愿,当年在北京病逝。
马占山系绿林行伍出身,因打仗勇敢,善于谋略,实力不断扩张。在家园故土遭受外辱之际,他能够临危受命,奋起抗击,源于他的民众气节,也源于他个人身上的品质。我自小在东北长大,对东北人的豪爽仗义、讲义气、不甘受辱特点深有体会。东北人的这个特点,我想主要是和自然条件有关,在天寒地冻、野兽出没的恶劣环境下,人们需要抱团、互助、合作,才能渡过难关,生存下去。
马占山是一名职业军人,没什么文化,上不到高深的层次,但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东北人特征,他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发性、天然性,是性格使然。在我看来,东北人的义气性格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张学良为对得起家乡父老兄弟,先是扣押了蒋委员长,逼其抗日,后又不顾个人安危,执意陪其回南京,导致后半生身陷囹圄,如果换了别人,是不是也会这样做呢?
乌云袭来,天色转阴,我们驱车来到纪念馆后面不远处的嫩江岸边,试图寻找当年发生激战的嫩江桥——哈尔葛江桥遗迹,发现这座木桥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新建的一座铁桥,高大宏伟。原木桥的桥墩地基处,有一道围起来的铁栏杆,内立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上书:“1931年11月4日,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有组织有规模武装抗日的第一场战役,揭开了中华民族武装抗日战争的序幕。”
风渐起,雨渐至,略显浑黄的嫩江水哗哗流淌,岸边杂草荒芜,昔日的硝烟痕迹难觅踪影,也许只有岸上的那座残破的碉堡能够昭示出这块土地曾经有过的沧桑。一位身披雨衣的渔民坐在一艘破旧的铁皮船上,手持钓杆,神情专注,目不斜视,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造访者视而不见,他是不是也知道8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举世闻名的战役呢?
中东铁路职工部:铁道线上的群众性抗日秘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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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线上成立较早的党支部旧址,现为磨刀石站站舍,图片由作者提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时间里,白山黑水间燃起了抗日烽火,林海雪原中遍及抗日联军的身影。在东北抗联精神的鼓舞下,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最早接受了十月革命洗礼的中东铁路工人,在铁路沿线宣传抗日主张,发展抗日力量,配合抗联部队,截火车、炸桥梁,把铁路各线及沿线站区开辟为党的秘密交通线、运输线、联络线,进而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铸成了抗日烽火中的哈尔滨铁路丰碑。
193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牡丹江。白山黑水,同仇敌忾,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中共满洲省委与吉东局领导的牡丹江人民抗日斗争逐渐形成高潮。1934年10月下旬,中共吉东特委为便于开展工运工作,成立了第一个群众性的秘密组织“中东铁路职工部”,领导牡丹江、绥芬河、穆棱等11个分会的反满抗日活动,在中东铁路线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动工人群众积极组织和配合抗日武装力量,截断日寇的军事运输线,不断打击和牵制日寇扩大侵略的活动。身穿铁路制服,手拿号志灯的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千里铁道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5年9月下旬,中共吉东特委工运部获悉日军5列满载冬装、粮食及其他军用物资的日军给养军列,将发往横道河子、牡丹江、穆棱、八面通和绥芬河,每趟军列有50名日军押送,每隔30分钟从哈尔滨发出一列。为颠覆日军的列车,为抗联提供给养,中共吉东特委工运部立即将情报传递给抗联部队。抗联战士采取打尾掐头、中间开花的打法,在5趟军列经过地点分别设伏,等到最后一列进入伏击区后,一起开始行动,缴获了大量军用品。
1936年2月,中共吉东特委工运部遭破坏,组织活动一度中断。193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指导员李范五、交通员郭永才到穆棱县穆棱站召开会议,决定重新建立中东铁路职工部,赵采青任书记,组织领导中东铁路抗日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搜集日伪情报、破坏铁路交通、支援抗日部队、打击敌人等活动。“中东铁路职工部”工运工作持续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群众影响之大,在抗联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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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玉皓系哈尔滨铁路局新闻媒体中心副主任,王时义系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房管站站长

天通庵车站旧址探访 在虹口区打响的淞沪抗战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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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虹口区同心路宝山路的细心市民会发现,路边小花坛里有一段铁路轨道,虹口区人民政府在其旁边竖立着一块“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以纪念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那一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该区政府2006年1月5日将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公布为虹口区纪念地。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是2007年9月由虹口区人民政府设立的,其目的是教育人们勿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虹口区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向记者讲述了淞沪铁路的来历和80多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抗战历史……

淞沪铁路始建于19世纪末,1875年,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组建了“吴淞道路公司”,买下了今河南路桥堍到吴淞一带的土地,并将建造铁路的器材从英国运到中国私自筑路。1876年7月3日,铁路从上海至江湾段先完工通车。同年10月,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签订《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中国买断铁路。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通车。一条全长14.5公里的窄轨铁路——吴淞铁路建成了,这也是中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1895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两次建议朝廷修筑吴淞至上海至江宁(今南京)的铁路。1897年,淞沪铁路开工,1898年建成通车,是中国政府官款修建的江南第一条铁路。全长16.09公里,南起宝山路,西至吴淞炮台,沿线设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等9个车站。淞沪铁路建成后即为上海通往吴淞的重要交通干线。

天通庵站地处天通庵路、同济路(今同心路),宝山路接壤处,是当时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门户,成为了上海现代史上战时的兵家必争之地……

1932年1月27日夜,日军步兵在浪人的掩护下前进,遭到中方警察例行询问,当浪人辩解时,其后的步兵突然开枪。4名警察迅速进入掩体还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日军扬言三天占领上海。

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所谓“日僧被殴事件”为借口,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当天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想悄然穿越天通庵站向北火车站进攻,被中国守军十九军及时发现并击退。此后双方曾多次在这个小小的车站进行激烈的拉锯战,在将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寸土必争、浴血奋战,打退了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由此,“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并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另一支由江湾过来的日军也企图穿越这里后袭击八字桥,驻守在天通庵站的中国军队立即予以还击,顿时枪声大作,浓烟滚滚,转眼间变成炮火纷飞的战场,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中国守军顽强地击退。

其后,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经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阵地纵深,攻入汇山码头。

淞沪抗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3个月。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的痴心妄想。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各界群众都组织了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市纱厂工友救亡协会等团体,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全国各界民众也积极支援上海抗战,为粉碎敌人的忘想作出了贡献。

时光转眼到了21世纪,淞沪铁路已被如今的轨道交通三号线所替代并成为上海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虹口区文史馆工作人员说,如今,淞沪铁路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天通庵站也已消失,但这段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是无法泯灭的。淞沪铁路及其沿线的每一寸泥土,每一块枕石、每一棵草木,都沾染着中国工人、中国军队的鲜血,他们的血肉已与大地凝为一体,与祖国同在,与城市共存。

——摘自东方网

【下篇 铁道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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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提起微山湖,我们最先想到的是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还有那部感染了几代观众的经典抗战老片《铁道游击队》。

小说《铁道游击队》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枣庄的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的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早在抗战时期,作家刘知侠就为铁道大队的战斗故事所吸引,萌生了想以铁道大队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并于1945年日军投降前后两次前往铁道大队体验生活。1953年,刘知侠完成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创作。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铁道游击队》。


影片《铁道游击队》中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曹会渠饰演的大队长刘洪,原型是鲁南铁道大队的两任大队长刘金山和洪振海。刘知侠第一次去铁道大队采访时,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已经牺牲。但小说中刘洪大队长并没有牺牲,之所以这样写,刘知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洪振海牺牲的真实情况不利于刘洪作为英雄人物的塑造。真实情况是,洪振海牺牲于一次不该进行的战斗中,这次战斗从军事上讲违反了游击战术原则。当时敌人两路出动,到处找铁道大队决战,妄图将铁道大队一网打尽。而且敌人守着交通要道,战斗一打响,可以源源不断向这边运兵。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洪振海为了给遭日军摧残的老百姓报仇,不顾大队政委的劝阻,带着六十多名游击队员和敌人硬拼,结果陷入敌人重围,他和队员们全部壮烈牺牲。如果以这样的真实情况来描写洪振海,将有损于刘洪作为英雄人物的形象;二是如果写洪振海牺牲,则需要在小说中树立新的大队长形象。

秦怡饰演的芳林嫂的原型有三个:时大嫂、刘桂清和殷大嫂。影片中芳林嫂扔向日本鬼子岗村的那个没拉弦儿的手榴弹的情节不是虚构的,芳林嫂的原型之一刘桂清确实曾把一颗没拉弦的手榴弹扔向鬼子。但影片中芳林嫂和大队长刘洪谈恋爱的段落,却是编剧的创造。秦怡回忆说,最后她和刘洪拥抱的镜头,后来被删掉了。可看完影片的热心观众围住大队长刘洪的原型之一、时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的刘金山,不住地问他芳林嫂的情况,把刘金山问得满脸通红,不好作答。

“打票车”是影片最经典的桥段。车厢内的戏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人进到布景里面,就像是真的上了火车一样,只是没有车顶,便于放置照明用的灯光。车外有三道衬景,近车厢的是树,再远些是电线杆,更远的是山的布景片。拍摄的时候,这三道衬景就用不同的速度转动起来,就像是火车行驶在田野上一样”。同时,车厢下面垫了弹簧,车里人一动,车厢自然会颠动。开拍了,冯奇饰演的王强,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走到程之饰演的鬼子旁边,聊了起来。戏快拍完了,程之把一只烧鸡吃的也差不多了。“啪、啪、啪”三声枪响,王强飞快地操起桌上的酒瓶朝鬼子头上砸去,接着冯笑饰演的小坡用土琵琶用力地抽打鬼子屁股······这场精彩的“打票车”让无数观众热血沸腾。

影片中“微山湖”上的戏其实是在无锡太湖拍的。因为微山湖太辽阔,不适合拍摄。

《铁道游击队》的拍摄得到了铁道部门的帮助。上海铁路分局拨出一条还没有正式运行的支线铁路和一列火车的车头、车尾、两节车厢帮助拍摄。那个年代,演员很少用替身,“铁道游击队员”们开车、扒车、跳车都是一点点练出来的。影片中,刘洪带着两个队员飞骑救芳林嫂,这个镜头需要演员骑着马和火车赛跑,并且在一个交叉口越过火车头向前飞驰。拍摄时,三匹马在跨过轨道时,有一匹马稍微慢了一些,刚跨过铁轨,火车就冲了过去。导演以为出事了,吓得脸都白了。曹会渠问导演: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条?导演说:再也不拍了。

影片结尾:铁甲列车渐渐慢下来停住。一个鬼子小队长送一封信交给日本军官小林:“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小林拆开信,大惊,冷汗直流……这个情节同样来自真实的历史。1945年10月,驻枣庄和临城日军千余人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1400多支步枪等武器向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写下了军事受降史上罕见的一页。

抗日中的铁路保卫战:钱塘江大桥建成3月即被自毁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帝 国主义越来越膨胀的野心,南京政府开始了备战工作,修建铁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七七”事变之前,多条新建的铁路开始投入使用,这些铁路在战争爆发后为调动资源和兵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争中,为了保证铁路的运输,各方齐心协力,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抢修铁路,多条铁路没有一天中断。在敌后战场,日军利用铁路封锁抗日根据地,同样,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根据地展开了以摧毁铁路为目标的破袭战,阻挡了日军的进攻。
  修建多条铁路备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步伐加快,这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南京政府对日本态度开始强硬,着手抗战准备工作。在抗日战争打响前,南京政府修筑了多条国防战备铁路。
  首先修筑苏嘉铁路,这条铁路是从(南)京沪线上的苏州站到沪杭甬线上嘉兴站,1935年2月动工修建,1936年7月完成。苏嘉铁路通车后,从南京到杭州不经由上海,距离缩短150公里,在抗战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1937年11月国民党从淞沪后撤时,(南)京沪铁路的机车车辆经由苏嘉线撤离到沪杭线,再转至浙赣线。
  其次修筑(南)京赣铁路。1936年,蒋介石召见铁道部长张嘉璈,指出: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京沪铁路势必被切断,“必须有一自南京往后方撤退之运输路线”。蒋介石决定兴建南京至贵溪的京赣铁路,与浙赣线连接,全长477公里。建成后南京到贵溪间的距离比经京沪、沪杭、浙赣三线缩短500公里。
  考虑抗战爆发,日军必切断黄河以北铁路,南京政府在1937年2月动工修建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湘黔铁路工程以“先通后备”为原则,工程进展迅速。1938年11月长沙大火惨案后,战局恶化,南京政府下令将已建成路段拆毁,将钢轨、枕木等器材运往柳州,作为修筑黔桂铁路之用。
  除了新修铁路外,南京政府还命令广九、粤汉铁路接轨。广九铁路广州始发站和粤汉铁路广州站相距很近,因涉及当地经济利益一直未能接轨。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即令广九、粤汉两路立即接轨,大大方便了运输。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粤汉南段和广九铁路成国际交通线,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使铁路修不胜修。铁路职工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始终维持通车。
  另外,还改建了浙赣铁路,经改造整治后,由杭州至株洲可直接通车,浙赣线成为沟通京沪、沪杭甬与粤汉铁路的联络线。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铁道部还在铁路运输方面做了一些国防“军事运输之准备”。如增加行车设备、添设防空设备、储存“紧急材料”等措施,铁道部要求各路“一律准备一年以上之用料”,并规定京沪、沪杭甬铁路沿线存煤6万吨,非至战时不得使用。
  钱塘江大桥建成三月即被自毁
  为加强华南、华东与南京的联系,南京政府决定把杭江铁路沪杭甬铁路扩展为浙赣铁路,为此需要修建钱塘江大桥。南京政府任命茅以升为工程处处长,罗英为总工程师,李学海等桥梁工程专家为工程师,负责大桥的勘测设计。
  钱塘江大桥上为公路,下为铁路,全长1390米,1935年4月正式动工。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后,工程日夜赶工,进展迅速,于当年9月26日通车。时值中日淞沪鏖战正酣,大桥立即担负起铁路、公路军运任务。淞沪之战后期,中国物资快速通过浙赣线运往后方,京沪、沪杭甬、苏嘉铁路上的机车、车辆和各种器材,快速运转到浙赣、粤汉、湘桂等线上使用。这些机车、车辆和各种器材等物资的价值已远远超过大桥的建筑费用,同时还疏散了数以百万的中国居民,钱塘江大桥的作用巨大。1937年12月22日,大桥通车不到3个月,为抗战需要,钱塘江大桥被炸毁,茅以升亲手启动了爆炸装置。
  日本人占领杭州后,着手对钱塘江大桥进行了修复,他们前后花了七年时间,才使大桥勉强恢复通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钱塘江大桥才得以修复,它再次成为浙赣线上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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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桂铁路一天修一公里
  抗战期间,南京(重庆)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修筑铁路,以做长期抗战的准备。所修铁路的沿线群众,以抗日救亡为责任,积极应征,克服困难,创造了中国铁路早期建设史上的奇迹。
  湘桂铁路是抗战爆发后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湘桂铁路从粤汉路的衡阳,经东安、全州到广西桂林,再经柳州、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向南与越南境内铁路衔接,可达越南海防港,是一条中越两国的运输线,全长1000公里。湘桂铁路1937年9月动工,沿线居民积极应征修筑,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工程进展迅速,平均每天修1公里,创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最高纪录。湘桂铁路修至柳州至南宁时,沿途居民稀少,广西省政府动员群众筑路,有22万人报名参加,每人工期45天。
  湘桂铁路在极其艰难的战时分段修建,由于日军侵略未能按计划全部贯通,但已完成通车的衡阳至来宾段600多公里铁路,在转运军民以及物资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在修建黔桂铁路时,从湘黔、浙赣两路拆下的钢轨、枕木和从长江以北南运的大量机车被重新利用。黔桂铁路的土石方工程,仍采用征调民众的方式进行,在支持抗战的旗帜下,沿途民众积极响应号召参加筑路。广西征召近20万人,贵州征召约3万人,两省人口不多,竟征召23万人参加铁路建设,当地民众参与抗战的热情可见一斑,这也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色。

    滇缅铁路功败垂成
    抗战初期,作为重要国际运输线的滇缅公路建成通车,年运输能力18万吨。如果坚持长期抗战,每年需从国外输入军用物资20万吨、民用物资10万吨,因此南京政府打算修建滇缅铁路以增加国际运输能力。
    滇缅铁路在中国境内线路长880公里,缅甸境内线路长184公里。轨距定为1米,以便与缅甸铁路相同。1938年冬至1939年春完成线路勘测,即刻动工修建。1940年6月,屈于日本压力,越南政府限制中国物资经由越南运入中国。7月英国政府宣布滇缅公路停运中国物资3个月。中国“国际通道”被封死,修建滇缅铁路显得更为重要。
    此时,筑路材料无法从国外运入,只能利用旧路拆卸材料铺轨,工程进展艰难。德、意、日宣布结盟后,英国希望中国坚持抗日,1940年11月英国宣布重开缅甸公路,并于1941年初,帮助缅甸政府修建部分铁路,以便与滇缅铁路相连。
    1941年5月,美国同意援用“租借法案”,借给中国滇缅铁路材料款1500万美元。不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支援。1942年3月,缅甸仰光被日军占领。滇缅铁路全线停工,最终功败垂成。
    另一条国际滇越铁路也是命运多舛。1940年以前,滇越铁路承运中国军用物资,平均每月3000吨。次年1月,日军轰炸中国开远以南两座大桥和第一号隧道,停车半月之久,经中国派人修通后,每月运量可达1.5万吨。1940年6月,法国贝当政府投降纳粹德国后,法国按日军要求,停止对中国之运输,越南政府禁运中国过境物资。9月,日军轰炸海防,后登陆海防,完全切断越南这条国际运输线。1941年,中国与法国断交,将滇越铁路中国段收归国有。
   百团大战与铁路破击战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利用铁路线向中国内地进攻,又利用铁路线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日军在抢占中国铁路的同时,还在沦陷区修建铁路。英勇的中华儿女,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顽强的斗争。“百团大战”就是以破坏铁路、公路交通为作战目的的破袭战。
    日军利用铁路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切割包围。尤其正太铁路,阻断了晋西北、晋察冀和其他根据地的联系,成为伸向晋东根据地敌伪据点的主要支线。为了破坏敌人交通线,打破日军对根据地实行封锁的“囚笼政策”,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前方总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破袭敌人交通线的战役。1940年8月下旬,战役正式打响。因参加此次战役的八路军部队有100多个团,故名“百团大战”。
    8月20日夜,在华北铁路工人的配合下,八路军100多个团在千里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3天内就将正太路东段石家庄至阳泉铁轨彻底破坏,并攻占了娘子关、井陉煤矿等日军据点。129师完成了正太路西段的破坏任务,攻占了阳泉至榆次间敌人的一些重要据点,接着又展开对同蒲路的破袭。120师袭击北同蒲铁路以及汾(阳)离(石)公路,阻止日军向正太铁路方向增援。平汉铁路北段、同蒲铁路北段以及石德、北宁两路和其他主要公路,都被切断,华北日军交通线陷于瘫痪。
    9月份,八路军乘胜扩大战果,相继拔除日伪军在交通线两侧及深入到抗日根据地内的据点。正太铁路、平汉铁路北段、同蒲铁路、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日伪军,均遭到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不仅使正太铁路中断一月之久,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对保卫大西北、提高全国抗战的信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多条铁路战争期间无一日中断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颁布铁路战时运输法令,正式组建了铁道运输司令部,任命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为总司令,另设副司令2人,负责“掌理指挥铁路军事运输”。
    同时,国民政府铁道部还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比如设立铁路工程队,担任抢修及破坏任务。总共有40余队工程队以铁路线为战场,英勇顽强地同日本侵略军战斗,保护铁路的通畅。
    淞沪会战中,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受到日军狂轰猛炸。战斗最激烈的两个月中,敌机轰炸264次,平均每日约合4次,重要车站每天被炸六七次。路基、轨道、站台等多次被炸毁,铁路设备不断被破坏。铁路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随炸随修,保护行车无一日中断。
    日军为进攻广州,企图先切断粤汉铁路,便派飞机狂轰滥炸铁路沿线。铁路工人冒险抢修,致使该路行车始终没有中断。日军又集中轰炸粤汉路银盏坳大桥,抢险队轮流作业,力保大桥不塌。抢修保桥过程中有200多人被炸死炸伤。
    抗日战争中,为满足军运需要,节省时间,提高效率,铁路工人提出机车挂列后从始发站直开目的站,中途不再调换机车。粤汉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司机、司炉及押车等乘务人员从广州出发,一直到武昌徐家棚才休息,他们最长的行车时间延长到15天,创造了中国早期铁路史上最高纪录。
    从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这些在战火中修建的铁路,运送军队两千万人次,运送军需品五百万吨,为最终的胜利提供了保障。铁路工人还利用铁路线,在战火中抢救出大量铁路设备,如抢救机车300多台及客货车辆2600多辆。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铁路,在铁路工人的浴血奋战下,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日军最高指挥冈村宁次大将和陆、海、空司令官共7人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仪式历时20分钟。历经多年浴血奋战,中华民族最终迎来了这胜利时刻。

  九一八事变——阴谋夺路

  日本对华的侵略和掠夺,主要是沿铁路扩展和延伸的。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铁路。日俄战争后,日本虽夺得南满铁路全部利益却并不满足,便利用张作霖以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张作霖答应日本修筑满蒙四路、满蒙五路、新满蒙五路的要求后,日本依然步步紧逼,致使张作霖的奉系政权难以自存。张作霖也看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承认自己答应过的条件,致使日本侵略计划屡屡受阻,恼怒之余炸死了张作霖。而继任者张学良干脆“东北易帜”,致使“铁路交涉”被无限期搁置起来。日本最终迫不及待地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周内占领了东北30多座城市和12条铁路,继而占领了整个东北。

  七七事变——全面侵华

  日本的下一个侵略目标便是华北。日军1933年2月占领承德后便向长城各关口进攻,尽管守卫长城的中央军、华北军、东北军共计20个师顽强抵抗,日军还是逼近了京津地区。1934年对华北经济发展的调查显示,仅铁路一项带来的利益就极为诱人:当时全国铁路通车里程约1万公里,而以华北为中心的平汉、津浦、北宁、京绥等8条干线共为7000公里;华北矿产资源丰富,重要的煤、铁矿山都有铁路支线连结,华北铁路除正太、同蒲二路为米轨外,其他各路和支线均为标准轨距,轨重均为30至40公斤/米,平汉、津浦、陇海三大干线贯通华北大地,平汉、津浦、北宁三路运输收入最高。因此,1935年8月以来,日本已向华北投资8732.6万日元,计划修筑安阳至济南,沧州至石家庄铁路以便连结平汉、津浦铁路。但日本军部却等不及了。为实现侵略华北的目的,他们在制造榆关(山海关)、热河、长城等系列战事的同时,又先后制造了张北、察东、丰台、香河等一连串事件,并举行经卢沟桥和宛平城夺取北平的军事演习。1937年4月,香雪德司中将等人亲临华北视察;5月,日军参谋部多名要员以“游历”之名到北平、天津、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了解情况;6月,参谋部派人到卢沟桥附近了解情况;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

  日军为何选择卢沟桥作为侵略华北的突破口呢?理由依然是铁路因素居多:卢沟桥北距北平紫禁城15公里,东南7公里是丰台镇——北宁、平汉、平绥三大铁路干线的交会点,是连结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地之交通要冲,西南6公里是平汉线北端重镇长辛店,那里还是华北诸铁路修车厂、材料厂的集中地。

  修筑铁路——中国的抗战准备

  自1930年起,一系列铁路开始修建,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修筑从苏州至嘉兴的铁路,使沪宁铁路和沪杭甬铁路不经上海直接联系起来;1930年至1936年,利用国内资金修通粤汉铁路;1937年7月,陇海铁路从西安延至宝鸡,同年9月,浙赣铁路玉山至南昌再至萍乡建成通车,同蒲铁路太原至大同、原平至阳明堡、平遥至汾阳支线等相继建成通车……

  抗战期间,苏嘉铁路在淞沪会战中用于调运抗日军力和物资,粤汉铁路在武汉会战前,把从国外购进的武器装备54万吨、军力200余万人运往抗战前线。

  1933年5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抵达华盛顿,并和罗斯福总统会晤,同时签订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合同。1937年,孔祥熙赴英,签订广梅、浦襄、梅黄、三梧铁路借款合同,总计8000万英镑。

  1935年,铁道部部长张嘉趝分别与荷兰、英国、比利时、捷克、德国达成3190万英镑的铁路贷款协定。

  1936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和德国签订了数笔铁路借款协定。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还与欧美多国签订借款协定。1936年南京政府提出“铁路五年计划”,拟定至1941年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但这些计划大都因七七事变没有实现,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1.3万公里。

  至关重要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

  抗战时期,中国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两个抗日战场。其中,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对战局至关重要。

  1938年,因韩复榘畏敌抗令,把黄河防线和山东拱手让给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日本濑谷支队于3月23日便到台儿庄次门外。临城至赵墩铁路支线上的台儿庄,是山东进入江苏的门户,易攻难守。日军调集重炮20门、迫击炮50门、飞机若干架,企图一举攻占台儿庄,再攻占徐州,以便南下西进。

  中国方面,山东所属的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听取部下建议,决心在台儿庄消灭日军濑谷支队。中国军队分别从河南、安徽等地开始向台儿庄集结,孙连仲兵团池峰城师先期到达台儿庄布防。战斗打响以后,日军先用重炮轰击,中国军队利用坚固城墙隐蔽,当日军攻到城下登城时再反击。一天下来,战局没有变化。入夜,中国军队则配备短枪、大刀,出城夜袭,让日军猝不及防。

  十几天下来,日军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只好向枣庄求援,但增援日军先头部队半路被汤恩伯部袭击后包围。日军又令后续增援,而汤恩伯部主力从抱犊崮下来,再次包围日军,双方开始混战,增援的日军临沂支队5000人马损失过半。日军又调集约3万余人决战台儿庄,炮轰台儿庄石砌城墙,炸开缺口后再攻城。不久北门被破,中国军队且战且退,向后方求援,但孙连仲却无兵可派。李宗仁硬着心肠说:“务必再守台儿庄,待主力反击。”孙连仲于是把炊事、卫生、通讯等后勤人员千余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夜袭,对城内池峰城请示撤出的回答是:“士兵打光了,你自己去填,你填进去了,我跟着填!有敢退过运河者,当杀无赦!”

  城内池峰城率部苦苦支撑至天黑,城外敢死队换上日军服装开始夜袭。日军在惊恐中挨到天亮,正要架炮总攻,却听身后杀声震天。日军进攻主力被汤恩伯部两个军约5万人分割成无数条块,日军数百架飞机前来助战却无计可施。混战一天,日军才逃回峰县,仅余三五千人,且多数带伤,武器装备损失殆尽。

  台儿庄战役彻底粉碎了日军打通津浦铁路的梦想,只得掉头沿陇海铁路西进钟州,企图和平汉铁路工肥原部合兵一处,南下进攻武汉。

  武汉地处中国腹地,是连结西北、西南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郑州黄河铁路大桥被炸、黄河花园口炸堤事件致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被淹,日军损失惨重,进攻武汉的路线被迫改变。于是,中日双方军队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广大地区展开激战,史称武汉会战。日军投入兵力12个师团,后补充四五次,总兵力达40万人,中国投入120多个师,会战历时4个半月,日军死伤近20万人,15万人病倒。日军的进攻势头得到遏制,中日战争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两军进入战争相持阶段。

  百团大战——破路之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有力打击了日军,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不堪设想的了。”

  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的16个月中,共产党在敌后创建了大小十几个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5万人。武汉会战后,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进攻,全力扫荡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以消灭敌后抗日武装。

  1939年7月,日军占领山西省自(圭镇)晋(城)公路后,为达到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双重目的,于1940年1月,征用数千民众在军队看管下把公路改为铁路,完成连结邯郸和临汾的筑路计划。工程进行中,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军区迅速制订破路计划:夺取军用物资和铁路器材,破坏已修成的桥梁,运走钢轨,焚烧枕木……

  1940年5月5日至5月9日,日军先后调集兵力,但破击部队始终抓住破击铁路目标,攻克碉堡14座,破击铁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30座,机车一台,车辆24节。

  与此同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和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商议新的作战计划,决定继续破击日军占领的华北铁路。以破坏正太铁路为重点的百团大战拉开序幕。不久,120师、129师、冀中分区等参战部队利用青纱帐为掩护分别进入正太、平汉、同蒲铁路各战场。1940年8月20日,战斗首先在正太铁路打响,几乎同时,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129师和贺龙、关向应指挥的120师分别在正太全线和同蒲、平汉铁路北段发起攻击。

  至1941年1月24日,百团大战历时5个月,八路军参战部队共计105个团,加之游击队民兵共计40万人,大小战斗进行1800多次,日军伤亡2万余人、伪军伤亡5000多人,俘获日军2800多人、伪军1.8万人;破坏铁路940公里、公路3000多公里,毁坏桥梁200多座、火车站37座、隧道11座。

  敌后游击战——地下武装破路

  日本曾分析导致华北铁路危机的原因:“抗日游击队经常袭击火车”和“华人铁路员工消极怠工”是“顽强、一贯的活动”。

  1938年,日军夺取平绥铁路以后,为掠夺战略物资铁矿石,日军不仅抢修龙烟支线,还修筑宣(化)庞(家堡)铁路。后经地下武装多次突袭,宣庞铁路3年内几乎没运营。

  1938年,张家口机务段工人检车时发现其中一列货车装的是武器弹药,便私下商议破坏。他们乘日本监工不在,把该车机件钻孔后再用黄泥堵上,外面涂上油漆,还把开口销扳开,致使列车开出张家口站不久后颠覆。

  1942年12月,东北下大雪,关东军吃穿告急,华北日军在张家口组织一列运粮专列予以支援。为确保安全,司机、司炉都换成日本人。但在康庄站检车时,工人关闭中部折角塞门,造成制动失灵而翻车。

  诸如此类事情,在平汉、津浦、同蒲铁路时有发生。

  日军为实现“囚笼政策”,除了重兵把守铁路外,还不断用铁甲车巡逻,并在铁路两侧挖深沟、架设铁丝网。1943年,陈毅从安徽省天长县出发,计划经陇海、津浦、平汉、同蒲铁路到达延安。沿途抗日武装和铁路工人在破坏铁路的同时,还千方百计把封锁线变成交通线,将陈毅安全护送至延安。以后,又有彭雪枫、邓子恢等人多次安全地成功通过铁路封锁线。

  难逃失败的日本法西斯

  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等一批国际友人先后来到中国投入抗日战争,其中也不乏日本人。

  早在七七事变前,东亚最大的间谍网——“满铁”调查部,便专门负责搜集中国抗战力量情报,并于1939年设立 “中国抗战力调查课”。日本这个谍报机构在其多项调查基础上,客观分析中日双方影响战局的种种因素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无法战胜中国!这些分析并没有引起日军的警觉,反而对调查人员产生种种猜疑。后来,日军发现“满铁”调查部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竟是共产党员,他所领导的“共产国际谍报团”成员计17人,其中日本人为11人,他们不仅调查中国抗战力量,还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提供情报。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宪兵又发现“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功居然也是中共党员,他所领导的“中共谍报团”14名成员中,日本人占一半。不久,这些人就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杀害。

  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改变不了灭亡的命运。1945年5月德国希特勒政府垮台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此时,作为侵华急先锋的“满铁”也开始全线溃败。8月10日,当晚载有关东军司令部、伪满“皇室”成员、特殊会社成员、日侨的列车撤往吉林通化,打算必要时开往朝鲜。

  8月15日,“满铁”总裁在列车上听到天皇投降诏书。9月21日,苏军以中国长春铁路之名接管“满铁”。

——摘自《北京晚报》

在敌人手心里跳舞”的铁道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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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铁道游击队健在的5名大队领导在枣庄合影留念,中间的是赵明伟。

  烽火岁月谱传奇

  赵明伟是铁道游击队的第四任政委。他18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先后经历过100多次战斗,8次负伤,6次遭遇生命危险,获得过国家颁发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赵明伟老人介绍说,铁道游击队是在抗日战争形势最紧张的1939年组建的,它的前身是枣庄抗日情报站,成立时不到10个人,鼎盛时发展到近400名队员。1942年,鲁南军区派23岁的赵明伟到铁道游击队当特派员,负责护送我党重要领导过津浦铁路。1943年10月,他担任了大队政委。

  赵老说:“铁道游击队被老百姓称为‘飞虎队’,它像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利刃,神出鬼没的活动搅得敌人寝食难安,闻‘虎’色变。”

  鲁南地处延安通往各根据地的交通要冲,因此铁道游击队还经常要护送我党重要领导干部过津浦线。赵老说,他曾参与护送过的重要领导有刘少奇、罗荣桓、陈毅、萧华和陈光等。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赵老讲述了护送陈毅的惊险经过:

  1943年11月,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要到延安开会,路过鲁南时由铁道游击队护送。当时正是日军侵华战争最疯狂的节骨眼,津浦铁路沿线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敌人的碉堡,防守非常严密。子夜时分,商人打扮的陈毅骑在一头骡子上,在游击队员护卫下疾行。在一座小板桥上,驮着陈毅的骡子一个蹄子陷进木板缝,难以拔出,而敌人的碉堡就在咫尺之遥。队员们沉着镇静,齐心协力拔出骡蹄子,陈毅得以从容通过津浦铁路。陈毅感慨地说:“你们真是在敌人手心里跳舞啊。”

  赵老说,在敌人手心里跳舞,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自己在铁道游击队的几年里基本没脱衣服睡过觉,更没盖过一次被子。“天当被子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是泥半身霜。”对敌斗争的残酷,使铁道游击队在抗战中先后牺牲了150多名战友。1945年9月10日,是赵明伟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与战友们在临城接受了1000多名侵华日军的投降,侵略者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夕阳胜火献余热

  赵明伟1958年脱下心爱的军装,“换防”到地方工作,1983年9月离休。如今的赵老加入了关心下一代的工作行列。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随着赵老的报告,走进了无数青少年的心田。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2000年,赵老共作过200多场报告,听众十多万人次。

  2000年以后,赵老因健康问题很少作报告了,但在夫人许英杰的协助下,赵老开始整理和撰写回忆录。2005年,他完成了回忆录《血与火的记忆》。同年,赵老到枣庄参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5名担任过铁道游击队大队领导的老同志合影留念。如今,照片上的4名老战友已先后去世,这使赵老深感悲痛,也感到自己肩负的对下一代的教育责任更加重大。


八路军第一次铁路运兵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各个师从陕西出发,按计划、有秩序地先后乘坐渡船东渡黄河,首先到达山西的侯马,然后乘火车经同蒲铁路到达太原,再北上进入抗日前线。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铁路输送部队。

  9月4日晚上,第115师343旅686团和独立团近5000人在师长和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在侯马站登上几经交涉来的、破烂不堪的敞篷列车。

  列车开出不久,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由于敞车无顶无篷,战士们的衣服、背包等全都湿透了。列车到达水头镇后,因山洪暴发,灵石至两渡间行车中断,只好就地宿营。3天后,铁路仍然未通,第115师的将士们于是步行至介休。

  9月中旬,第120师主力8000余人在师长贺龙、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的率领下,在侯马登车,9月19日陆续到达太原。

  10月9日下午,第129师先遣队(师前方指挥所,769团3000余人)在师长刘伯承的率领下,乘火车驶离侯马。不巧的是,由于机车设备陈旧老化,开出没多远水箱里的水就全部漏光,被迫停车。战士们按照刘伯承的命令,摘去连接机车和车辆的车钩,把机车推到离汾河最近的地方。水箱加满水后,司机便把机车开到霍县站,更换机车后返回侯马。列车载着第129师的将士们继续向太原进发,于10月11日顺利抵达。

  八路军主力由铁路输送至太原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很快便分别开赴晋北原平、忻县、代县一带进入作战地域。接着,神州大地捷报频传:八路军第115师首战平型关,第120师雁门关设伏,第129师夜袭阳明堡,三战三捷,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摘自《人民铁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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